造紙術是蔡倫發明的嗎
造紙術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之一。在造紙術未發明之前，我國古代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簡牘和帛。竹木簡容字量少，體積大，使用十分不便。帛書柔軟光潤，輕薄易攜帶,但價格昂貴，普及使用相當困難。而漢代造紙術的發明使書寫材料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推動了中國乃至全世界文明的進程。而造紙術是誰發明的呢？在史學界曾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紙是兩漢什么時期產生的呢？過去一直沿用范曄《后漢書?蔡倫傳》中的說法，認為是東漢宦官蔡倫于公元105年發明的。書中記載，蔡倫“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唐代李賢注《后漢書》引《相州記》說：蔡倫在耒陽縣北有一處住宅，宅西有石臼，是蔡倫舂紙時的遺物，后世一直作為文物保存著，據說直到宋朝，此石仍然存在。可見蔡倫造紙的說法曾長時間居于有影響的地位，但是近代考古學發展后，人們對傳統的蔡倫造紙提出了質疑。

西漢時已有絮紙，人們在煮漂蠶絲的過程中，將蠶絲置于竹席上打擊，打出的上乘者為綿，剩在竹席上的殘絮晾干后取下，即成為一層薄薄的絮片，即為絮紙。漢代人巳用這種絮紙包藥，雖然已能在上面寫字，但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因為這種絲纖維不可能像植物纖維一樣在打漿抄制后在纖維間產生莖鍵結合而成為紙。但是受絲絮紙的啟發，人們在實踐中逐漸用植物纖維代替了絲絮發明了造紙。漢代最早的紙是麻紙，1933年已故考古學家黃文弼先生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亭故址中曾掘得一片古麻質紙。據同時出土的木簡斷代，此紙屬漢宣帝時期，比蔡倫公元105年獻紙早150余年。1957年在陜西西安灞橋一座古墓中發現一疊墊在銅鏡下的紙片，稱為“灞橋紙”，由大麻纖維制成。經鑒定為漢武帝以前的產品，比蔡倫紙早200多年。1973年在甘肅金關又出土了兩片西漢時期的麻紙，一為漢宣帝時期，一為漢平帝時期。1978年在陜西扶風中顏村也發現了漢宣帝時的麻紙。1979年甘肅敦煌馬圈灣也發現了漢成帝至王莽時期的麻紙五件八片，比蔡倫紙早100多年。這就意味著我國發明紙的時間應上推到公元前一世紀的西漢初期，否定了蔡倫造紙的傳統說法。這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關于造紙術起源時間的激烈討論。

持不同觀點的學者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漚過的紡織品的下腳料，如亂麻、線頭等纖維的堆積物，放在銅鏡下面作襯墊用，年深日久，在潮濕的地下因鏡身壓力而形成的片狀。”居延金關紙和扶風中顏紙只是把麻質廢料經過簡單的切、舂（或捶打），成為薄片，雖具備紙的初步形態，但仍十分粗糙，也不宜作為書寫材料，更談不上代替絹帛，只能稱為紙的雛形。這種紙的用途只限于包裝或襯墊。只有“蔡倫總結了前人的生產經驗，集其大成，把造紙術提高到能生產書寫紙的階段，對人類文化的傳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因此，我們認為即使在西漢雛形紙多次被發現的今天，把蔡倫評價為我國發明造紙術的代表人物或發明者，仍然是正確的。”

但是8年以后的又一次考古發現，似乎對這場學術爭論作出了一個無聲的評判。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發現了戰國秦漢墓群，其中漢墓一座，墓的時代在西漢文景時期，隨葬器物中有一幅紙制地圖，位于棺內死者胸部，紙殘長五5.6厘米、寬2.6厘米，紙面平整、光滑，結構緊密，表面有細纖維渣，原料為大麻，紙上用細黑線條繪制山、川、崖、路等圖形，從而有力地證明了西漢初期不僅有紙，而且紙已經作為書寫材料使用了。這次考古發現給了學者一個新的立足點，讓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去認識紙的起源、制造技術、用料及用途等。如果放馬灘紙只是西漢紙巳作為書寫材料的孤證，那么過了四年之后，甘肅敦煌漢代懸朶置遺址又出土了漢代紙四百余件，其中西漢武、昭帝時期三件紙文書上，分別寫著“付子”、“薰力”和“細辛”，均為藥名。根據紙的形狀和折疊痕跡，當為包藥用紙。1997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全國考古新發現精品展”上，有兩張漢宣帝時期的紙參加了展覽，上面有用隸、草二體書寫的文字，其中的一張，上面淸晰可辨的文字有“顧偉君”、“不可”。另一張紙據有的學者從文字內容判斷，可能是漢代的名刺，相當于現在流行的名片。這些殘紙文書的發現，證明帛、竹、木、紙四種材料作為文書用品，這就進一步證實了在蔡倫以前不僅有紙的存在，而且紙巳經用于書寫了。

蔡倫以前紙作為書寫材料的史實在文獻中也可以找到證據：公元25年（建初元年），漢光武帝從長安遷都洛陽時，“載素、簡、紙經凡二千輛。”說明至遲在西漢末年，國家文件檔案除了用簡帛之外巳用紙。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20人教《左氏傳》，并給“簡紙經傳各一通”，說明此時紙巳在更大范圍內使用。公元102年（永元十四年），漢和帝的皇后鄧綏不喜歡珠玉寶器，卻愛好紙墨，要各地進貢，這丑將紙墨并列，把紙作為一種書寫材料理解應該沒有值得懷疑的余地，而且說明紙的制造已普及到全國各地。

既然西漢文景時期已有了能作為書寫材料的紙，那么蔡倫在造紙史上的地位該如何評價呢？蔡倫的貢獻在于他擴大了造紙原料的來源，不但用麻、破布、魚網，而且可用樹皮為原料，開辟了木漿紙的先河，引起了造紙技術上的一次飛躍，從而大大降低了紙的成本，提高了紙的質呈。1974年在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東漢末年古墓中的木牛車模型車廂兩側發現了三層粘在一起的紙，紙面平整，涂層均勻，紙上有較大的字，用漢隸體寫成，字跡明?可辨的有“青貝”等字，旱灘坡紙在制造工藝上較前有很大的改進，它至少要經過浸濕、切碎、洗滌、浸灰水、蒸煮、舂搗、二次洗滌、打漿、抄紙、晾干、揭壓等工序才能完成，說明在蔡倫以后一套完整的造紙工藝已經形成。從葬式、葬具的形制看，旱灘坡墓主人生前的政治身份不會很高，這一方面說明紙不再是上層社會專用的奢侈品，而且這張用于襯裱木牛車的紙，還不能代表當時的高級書法用紙。東漢末，隨著造紙技術的提高，在山東東萊巳出現造紙名家左伯。人稱左伯紙“妍妙生光”，說明這種紙制造精細，平滑潔白。在公元二、三世紀時，“左伯紙”、“張芝筆”與“韋誕墨”齊名，被當時人公推為最佳書寫工具。于西漢時發明的造紙術，至東漢末年巳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造紙技術的改進，推動了紙在書寫領域內的廣泛使用。目前在考古發掘中，已多次發現東漢末年用于書寫的紙，如1901年新疆和甘肅敦煌曾出土漢末帶字紙兩片，一為詩抄，一為書信，前者還兩面書寫。1942年在內蒙古額濟納河也發現了東漢的一張字紙，也是一封書信。東漢末年，紙巳逐步代替了簡帛，成為人們日用的書寫材料。而且這種質地優良的書寫紙，很快就由中原傳到我國新疆、內蒙、甘肅等地，可見普及是何等迅速。